郑义斋1901年7月18日生于河南省一个贫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经理，改名郑义斋，从此与党的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1年，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中央苏区。郑义斋亦结束钱庄工作，于1932年离开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开展银行业务，促进苏区经济建设，开展对外贸易，被称为我党的“红色理财专家”。

随后，郑义斋随红军入川，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任省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造币厂厂长并兼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

1935年5月，郑义斋参加长征，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总供给部部长，11月，任西路军供给部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收购粮食，制作被服、弹药，供应部队作战需要，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3月，郑义斋所在部队在临泽康龙寺以南的石窝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他命令警卫员携带党的经费乔装冲出重围，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享年36岁。

千方百计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

1932年红军入川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压在后勤保障工作人员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时，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川陕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

红军从鄂豫皖撤退，千里转战来到川北，吃饭成了很大的问题。此地区靠近巴山，地处偏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水田少，旱地多，巴山地区产粮少。穷人家里没有粮食，多以杂粮、红苕、山芋为主，但地主家里存粮较多。郑义斋详细调查研究了这些特点和情况，向方面军总部提出建议：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把一部分粮食分给最穷的人家，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运往后方。这样，总经理部要在全苏区遍设粮食站、转运站，并动员全苏区男女，参加这种运输，保证部队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同时，也使敌人在苏区得不到粮食。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郑义斋还建议，红军各级政治机关，要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到1934年，在省委关于“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的号召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棉花、油料、蔬菜、猪牛鸡鸭，都获得丰收。郑义斋还领导总经理部带头，坚持勤俭节约，大米主要供作战部队和伤病员，后方多吃杂粮。

穿衣问题是当时另一大问题。1932年秋天，部队从鄂豫皖出发，只穿随身衣服，千里转战，已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穿衣问题迫在眉睫。郑义斋与各军、师商定，共同负责，各军、师经理处均成立被服厂，总经理部成立了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衣服。布匹来源主要是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与粮食站合在一起），一部分向边沿地区商贩采购。经过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

开盐井、取卤水

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建立不久，便遭到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敌人截断了从南部来往通江的盐路。盐巴是根据地军民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缺，郑义斋赶紧召开会议，动员根据地军民自己开盐井、取卤水，以应军需民用。

一次，地下交通站通过敌人封锁线运回一批盐巴，郑义斋喜出望外，吩咐经理部人员及时下发。分发中，郑义斋取了半斤盐巴装在一个小袋中带回家去，然后，他把警卫员小曾叫来：“你把这包盐送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样，也在唱旦（淡）角呢。”

郑义斋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亲密战友，三天前两人在一起研究部队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总留他吃宵夜，炊事员端上两盘小菜，菜倒新鲜，吃起来却淡而无味。郑义斋嘴里不说，心里不免一阵难过，徐总指挥身上担着那么重的担子，日夜操劳，生活上也和战士们一样在苦熬着。如今，有了这批盐巴，给徐总指挥送点去，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一会儿，小曾回来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郑义斋凝视着字条，眼泪润湿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将这包盐送到战地医院，院长向伤员讲了这包盐的经过，大家深受感动，当时就有一批伤员要求重返前线投入反围攻战斗。

能文能武

在根据地，对银行工作了解的人很少，只有郑义斋算是专家。但他还是虚心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了解关于货币的理论。他亲自搞调查研究，根据苏区的具体情况，向上级提出了银行工作的几条方针，均得到领导的同意。郑义斋很重视银行的宣传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陕工农银行开幕那天，经理部的同志们趁势进行宣传，并当场进行兑换及存款业务，扩大了影响。

郑义斋不仅善于做财经工作，而且也能领兵打仗。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时，为了保障川陕苏区的物资供应，郑义斋对驻陕南的国民党38军孙蔚如部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一条由陕南到苏区的红色交通线。

当时，地下党员武老平在汉中采购了无线电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及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通过这条红色运输线进入了巴山深处。20多个“挑夫”正走在密林小道上，突然遭到土匪头子徐耀明等的抢劫。郑义斋接到情报，迅速带领一支红军部队赶到羊圈关，经过激战，夺回了这批物资。

为确保这条红色运输线的畅通，郑义斋决心除掉徐耀明这帮土匪。经过周密谋划，他利用另一土匪头子袁刚与徐的矛盾，派武老平去曲江洞与袁刚结为拜把兄弟。在徐耀明生日那天，武老平、袁刚带了几名彪形大汉抬着礼物去祝寿，酒过三巡，掷杯为号，将徐耀明当场击毙，收编了徐的“兄弟伙”，从此排除了这条运输线上的干扰，也为巴山百姓除了一害。

为军工生产费尽心血

为了解决全军的弹药供应问题，郑义斋同样费尽了心机。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各种武器的修理，便成为保障作战的主要任务之一。

郑义斋的办法，仍是依靠大家动手，分级负责。通知部队每到一地，均要搜集当地的枪炮工人，安排在军、师军械修理所。有多余的和技术好的送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分工办法是：军、师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还有炮。其余军、师修不了的，均送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自从缴获了敌人兵工厂机器以后，更提高了修理质量。

红军缴获了兵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迁，建立了红军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在短时间内，虽经几次搬迁，仍然生产了白药（发射药）、炸药、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等，其中手榴弹保障了全军的需要。红军所需的其他用品，如雨具、防滑掌（脚码子）、饭碗（木质的）等等，以及西药和医护工作用品，郑义斋均具体指导，逐个解决。

红四方面军刚入川时，军事工业比较薄弱，在通江城南苟家湾只有由鄂豫皖根据地迁来的随营兵工厂，且规模很小，设备简陋，很难保障部队武器弹药的供给。战士们在前线作战，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弹壳从阵地上一颗一颗地捡回来再次利用。郑义斋面对军需供给困难的局面，心里焦急万分，千方百计发展根据地的军事工业，以摆脱供给困境。

1933年10月，红军解放了川东北一座最大的中心城市绥定（今达川市）。郑义斋星夜赶到绥定，组织上万名军民将军阀刘存厚兵工厂的机器设备和物资迅速搬到通江苦草坝，在罗坪山建立了一座拥有1400多名职工的大型兵工厂。郑义斋大胆启用刘存厚兵工厂的厂长何阳渊任红军兵工厂厂长，负责该厂技术工作。对参加红军的兵工厂技师，郑义斋从政治上爱护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常同他们促膝谈心，同时还招呼伙房的大师傅给他们开小灶，增加营养，让医生为他们定期检查身体。这些技师深受感动，不久便在苏区军工生产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由于郑义斋领导有方，促进了苏区军事工业的迅速发展，成批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一些红军指挥员竖起大拇指夸奖说：“郑部长真有办法，有了这样的红管家，万象城AWC打起仗来就有劲啰!”

红军1935年3月渡过嘉陵江后，整个前方后方都在不断转移之中。郑义斋根据这种情况，当即组成三个兵站，跟随部队行动，就地筹集粮食及物资。郑义斋率领总经理部及所属工厂，跟随部队转移。沿途凡有两三天以上的休息时间，各工厂立即进行生产，就地取材制作被服用品，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弹等，大家搞得热火朝天。

但是，两年后的1937年3月，郑义斋所在部队被敌人包围，在激战中，他命令警卫员携带党的经费冲出重围，而他却永远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享年36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在高台烈士陵园为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建立了纪念碑。徐向前元帅的碑文题词是：“振堂、海松、厚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的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