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章曾长期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是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卢绪章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体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从社会童子军团到广大华行

卢绪章（1911—1995），曾用名卢植之，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925年春，14岁的卢绪章辍学离开家乡，到上海工作。

卢绪章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人也聪明，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共产党员王任叔，也是卢绪章的老师，原来是浙江宁波第四师范的学生，后到卢绪章就学的鄞县第一小学讲课，经常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使卢绪章从小就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因此到上海后，除了在轮船公司兢兢业业上班、熟悉业务，卢绪章还参加了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学习商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局势更加紧张。在目睹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后，卢绪章更加坚定了追求进步和光明、反抗旧制度的想法。

1927年秋，卢绪章等补习夜校的爱国青年倡议发起“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积极投入救济难民、抢救运送伤员、参加战地服务、募集捐款等救亡运动中。1932年，因不满团内腐败，卢绪章等人愤然退出社会童子军团，组织了进步社团“兰社”。兰社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座谈交流心得体会，开展体育活动，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参加。但由于没有制定社团纲领和规划目标，缺乏固定经费来源，最后还是宣告停办。

卢绪章等人对兰社的停办并不甘心。他们从兰社的教训中明白，要办成一件事，除了顽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目标，更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早在1932年秋，卢绪章、田鸣皋、钱兴中3人合资创办了一家小企业——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由于资金微薄、营业额低，加上钱兴中半途撤资，经营不到半年光大行就出现亏损，最终夭折。

1933年3月，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等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原光大行的基础上成立广大华行，卢绪章主管财务。广大华行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广泛开展邮寄业务，其宗旨是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获取可靠的经济来源，并作为进步社团的活动阵地。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广大华行的发展非常顺利，业务不断拓展。到1935年下半年，广大华行已经拥有了“广大华行”“海思洋行”“友宁行”3块牌子，有了一大批稳定客户，业务蒸蒸日上。1935年底，卢绪章等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广大华行创始人会议兼庆功会。会议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和人事调整方案，确定了广大华行的主要目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争取早日建立进步的有影响的青年社团。

1935年的“南湖会议”，对广大华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第三线秘密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中入党

20世纪30年代，卢绪章积极活跃在上海，每天阅读进步书刊、出入进步社团，一心追求光明。除了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他还参加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

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的前身是洋行华员救国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洋行职员成立了洋行华员救国会，拥有会员1700多人，开展了诸如募集捐款、支援抗日义勇军、慰问伤员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和宣传。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到救国会工作，于1936年10月将其成功重建为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立后，经常组织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会，开办读书会、军事训练班，吸引了大量洋行华员参加。作为骨干成员，卢绪章不仅在前期积极推动联谊会的筹建，还认真参加联谊会和战时服务团的各项活动，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1937年，卢绪章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这个训练班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卢绪章在培训班接受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还认识了介绍他入党的共产党员杨浩庐。

杨浩庐是四川宜宾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杨浩庐被地下党派遣到训练班工作。经过考察，杨浩庐认为卢绪章的表现符合积极分子的条件，可以吸收到地下党组织中。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卢绪章和杨浩庐进行了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当杨浩庐询问卢绪章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卢绪章坚定地回答：“当然愿意，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要参加的是胜利到达延安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那天夜里的谈话，让卢绪章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入睡。1937年10月，在杨浩庐的介绍下，由地下党上海市职委领导陆志仁主持宣誓，卢绪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军队被迫后撤，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本侵略军包围中，上海沦为“孤岛”。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将此任务交给包括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在内的10人核心小组。卢绪章明确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一定要尽全力将公开合法的华联同乐会建成建好。”

为完成任务，卢绪章等人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努力扩大上层联系面，寻求支持。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取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核准登记证和社会团体许可证。华联同乐会成立后，工作计划和活动由卢绪章、杨延修、陈鹤与理事会主席商议，再提交常务理事会通过并付诸实行。卢绪章还亲自发展广大华行同事杨延修、张平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广大华行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阵地，也增强了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力量。

1938年秋，为加强党对华联同乐会的组织领导，考虑到卢绪章在筹建华联同乐会中表现出的组织才能和重大贡献，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批准，地下党职委决定卢绪章担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党总支书记。在卢绪章领导下，华联同乐会继续开展吸收会员、组织募捐、支援抗战、参加义演等活动。1939年夏，华联同乐会已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赴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1940年夏季的一个清晨，两个身影借着黎明前天色的掩护，悄悄离开茂密树木掩映中的红岩村。这两个人正是刚与周恩来结束会面的卢绪章和刘晓。此时，卢绪章心潮澎湃，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周恩来的叮嘱：“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这是卢绪章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卢绪章从上海转重庆、正式负责党的地下经济等隐蔽战线工作的转折点。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西南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在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的推荐下，周恩来最终选定了卢绪章。彼时，卢绪章在华联同乐会的活动已有被敌特注意的迹象。为了隐蔽，他决定转移至苏南、参加入党介绍人杨浩庐所在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地下党组织也同意了这个请求。当知晓组织要派遣自己去重庆当“资本家”时，卢绪章的第一反应是仍希望参加新四军。联络人紧接着告诉他，“党组织要将广大华行改作地下党掩护据点，改作党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去重庆是直接受周恩来副主席领导”，卢绪章才恍然大悟。他服从安排，于1940年7月只身赶往重庆。

到重庆后，为开展党的工作，卢绪章一面把重庆等地原有的广大华行改建为党的机构，派人去昆明、贵阳、成都、西安经营西药、医疗器械、运输等业务；一面广交朋友，吸引各方资金，合股建企业、进行投资。他牢记周恩来定下的铁的纪律，“对任何人不允许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包括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暴露”，即使面对亲人的怀疑，也守口如瓶。

在重庆的一天晚上，卢绪章让妻子毛梅影帮忙将一批支援八路军前方部队的药品搬上车。望着汽车在黑暗中消失，回到房间后，妻子望着满头大汗的丈夫，迟疑地问：“你卖药做生意，为什么非要半夜三更？还要你总经理亲自动手装车，莫非你是共产党？”卢绪章望着妻子涨红的脸，压下心底的冲动，严肃道：“八路军抗日出大价钱买我的药，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卖呢？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了是很危险的。”毛梅影听他说得斩钉截铁，也就不再追问。1948年下半年，因身份逐渐暴露，卢绪章等人被紧急转到香港。直到这个时候，家人才意识到卢绪章可能从事着一项十分崇高的事业，以前误会了他。长子更是因为自己对父亲的误解，愧疚地向卢绪章道歉：“爸爸！我错了，我以前错怪你了。”

1941年下半年，为加强党的地下工作，广大华行党组织和行政业务机构进行了改组，大家一致推选卢绪章任总经理。是年底，改组完成，卢绪章也在党组织的同意下，全面负责广大华行的党和行政工作。

化名送经费

作为广大华行的负责人，卢绪章严格遵照党的指示，领导广大华行支部同志，通过业务往来和投资、交友等活动，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都建立了联系，如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军统局少将兼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之一当家人陈果夫、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卢孟野、飞行电报员盛棣华、蒋介石妻弟毛庆祥等，并成功利用这些关系取得了掩护党的机构和干部、调节资金和交通运输等便利。

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广大华行设法打通国民党水陆空运输和有关关卡的关系，成功掩护刘长胜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掩护马纯古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活动，为龚饮冰等人购买车船票以方便他们安全地开展活动，安排地下党员如刘宁一等在广大华行就业，给他们提供作掩护的社会职业；还成功利用飞行电报员盛棣华等人关系，用飞机运送西药、医疗器械、黄金、美钞等来往于香港、重庆、昆明、成都、上海等地，用电台给广大华行分支机构传递金融和商品行情。

在解决党的经费需求上，从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广大华行为党组织筹集经费、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每逢组织上收到华侨捐赠但无法在市面上使用的黄金、美元，就交由卢绪章联系兑换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币（或将美元、金条送到银行中，以做生意为由换成法币），装在麻袋中，待夜半三更时再用汽车或竹筏送到接头地点，由组织派人取走。有时遇到大额的资金，则由卢绪章亲自送达。

1942年春，韶关地下党急需活动经费8.5万元法币，但支票汇票转账容易出问题，很不安全。南方局指示，让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到韶关将经费交给地下联络员。卢绪章完成任务回到重庆不久，就得知那个联络员被敌人逮捕且叛变了。为了抓捕交款人老孟，敌人特意带着那个叛徒在特务的监视下到重庆寻找。地下党组织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卢绪章先暂离重庆躲避。当时是战争环境，一般商人不允许买机票，只有军政界要人才能乘坐飞机。关键时刻，卢绪章果断凭着1942年施公猛赠送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证明买到了去昆明的机票，又在“朋友”严少白的放行下，平安到了昆明、成都，成功躲过了特务和叛徒的追踪。过了约2个月，卢绪章才安全回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也于1945年下半年从重庆迁回上海，卢绪章继续负责。1946年是广大华行发展的鼎盛时期，截至年底，广大华行及其分支机构的营业额已达到119亿元法币，净利润达39亿元，形成了一个涉及银行、金融、保险、运输、钢铁、化工、医药等领域的企业集团。为更好地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经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由卢绪章继续打通与宋子文、陈果夫、施公猛等人的关系。1947年下半年，全国形势发生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统治，在上海地区取缔学联、镇压革命活动、搜捕地下党人，誓要将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广大华行也常被人上门盘查、扣押货物，相关人员也经常被审讯，局势变得越发紧张。

1948年6月，因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同志被逮捕（其妻叛变），党组织紧急决定将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到香港。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同时，经党中央批准，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机构一律关停，并清理资产。卢绪章也正式结束“资本家”工作，随龚饮冰、王一知等人到河北学习。

“为党赚钱而同流不合污”

卢绪章作为“资本家”，为开展业务，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间，结识了多个阶层、不同类型的权势“朋友”。但他作为中共党员，尽管常常往返于资本阵营，在一个又一个或贪婪或残暴的“友人”间虚与委蛇，却一直牢牢坚守周恩来“出污泥而不染”的叮嘱，严格要求身边人，坚持“为党赚钱而同流不合污”。

在外人看来，卢绪章出入有汽车，赴宴是西装革履，过得十分潇洒奢侈。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家财万贯的大老板，贴身衬衣却打着补丁。为避免引人怀疑，卢绪章不能把衣服拿到洗染店，也不敢请人代洗，只能由他夫人亲自处理。每次衣服洗后，再将马铃薯磨成浆，抹在领子上，熨烫平齐，以使衣领保持硬挺。

卢绪章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文钱。他常常告诫自己：这些钱都是党的，共产党员赚的钱都要上缴组织。根据1948年底统一核算，广大华行资产合计为158.1万美元，减去美国分行应缴未缴的15.1万美元，除已上缴党组织的经费，净值143万美元。1948年至1949年，广大华行上缴党组织315万美元、20万港币以及一些金条、法币和其他物资。按照政策，卢绪章还拿出40万美元发还了非党职工的股份。妻子毛梅影（非中共党员）曾提出希望退还自己在广大华行的股金，以补贴家用。但卢绪章认为，毛梅影作为自己的家属，退还股金并不妥当，因而直接将自己和妻子在广大华行的全部股金和红利都作为党费上缴给了党组织。

毛泽东曾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接见卢绪章，并对他和广大华行的工作进行了鼓励和肯定。为党赚钱，也成为卢绪章工作的信念和动力。事实上，从1942年至1949年，除小额经费的多次周转，广大华行还向党组织提供了5次较大规模的资金援助。在领导广大华行近10年的时间里，卢绪章为调节党的地下组织经费问题作出很大贡献，他自己也真正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革命战争年代，卢绪章身处艰苦的特殊环境，与资本家打交道，跟国民党人周旋，冒着风险为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外贸部、国务院侨办、华侨旅行社、国家旅游总局、国家进出口委、外国投资委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等担任领导职务。